讲述者：罗贞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访问者：田毅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 2009-08-24

田毅（以下简称田）：上次谈到了1962年，您们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到农村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包产到户积极性高涨，最后调查人员认同了这个观点，甚至总结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那么，您们是几月回京的？对这些情况高层有何态度呢？

罗贞治（以下简称罗）：我们从安徽回到北京，大约是6月底或7月初。当时各地包产到户呈现加快发展趋势。机关里关于各地包产到户传闻、呼吁的议论，已是“满城风絮”。邓子恢两次派人到安徽省调查了责任田，写出报告向中央建议推广责任田。他坚定地认为，实行责任田式的包产到户，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最佳选择和光明道路。他在一次农林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中，引用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动诗句，来表达他找到包产到户办法后内心的喜悦。

使我最兴奋的是一天下午，在部机关北门口碰见了王录，他高兴地对我说：“你们在安徽调查的报告写得好呀！少奇同志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很支持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王还说，他和裴润将参加田家英主持的《关于恢复农村经济十大政策》的文件起草工作，文件的内容不仅包括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分田单干。

与此同时，传来了刘少奇在6月里的一次讲话中讲了“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的主张。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到，现在“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支持，推助了包产到户逐浪高涨。当时全国农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农户大约占到了30%

田：看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意见趋于一致，那么派出调查组的毛泽东呢？

罗：那年7月中旬，我再次被派遣参加了赴四川农村调查的一个3人小组。碰巧了，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又是人民日报社的肖风。听肖风说，这次调查是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部署的。我们在四川农村的所见所闻，与春天去湖南、安徽调查的情况大同小异。从四川农村调查后再回到北京，已是8月立秋季节，记得我们在人民日报社整理最后一批调查材料时，中央己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判“单干风”的消息已经传了下来，肖风仍然坚持把调查材料整理好，准备往上报告。终因形势所迫，只能不了了之。最后我与他握别时，他说了句“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田：当时广大基层干部也有不少人赞成包产到户吧？

罗：你说的完全正确。据我所知，当时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的广大中、下层干部中，有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安徽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6月，钱让能上书毛泽东，竭力保荐责任田。他在致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责任田与初级社、高级社相比，在制度上更加合理，更加完备了。是具体贯彻按劳分配的新发展和进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所普遍乐意的，最简单易行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关系，并且马上就能兑现。过去的办法主要就是靠评工记分。实际上产量不到田、责任不到人，评工记分就不能真正搞好。钱让能的这个报告，充分表达了当时全国5亿多农民的心声。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太湖县实行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多么难能可贵呀!

田：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毛泽东点头支持发出号令，制定发布允许包产到户，一定会一呼百应，使包产到户1962年即可在全国农村迅猛推广开来。

罗：是啊，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决策却是棋错一着。

当7月份毛泽东从外地回京，田家英向他汇报湖南调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建议即主张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很不高兴。他不仅忽视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没有采纳身边秘书和左右一些老战友的合理建议，反而在8、9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狠批“单干风”。他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再一次错误地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坚决要把包产到户的浪潮平息下去。

对“单干风”的批判，使得当时农村中颇有生气的包产到户行动和呼吁包产到户的声浪一下子又被打进闷葫芦里，渐趋销声匿迹了。竭诚推行包产到户，本应是有功无过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遭到了“拆庙搬神”的惩处。部机关立即被撤销；担任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立即被罢官，铸成又一个千古奇冤(直到1981年3月才得到平反昭雪)。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部机关大楼顿觉“门前冷落车马稀”，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我作为鼓吹了包产到户的一个一般干部也感到十分心悸，前程茫然。

田：我们很疑惑的是，毛泽东的思路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从开始的“不设框框”，到现在的完全打倒，深层原因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罗：包产到户本是顺乎民心、合乎国情的一件大好事，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那样难?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魔力又为什么那样大?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我感到有两点初步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方式，导致一套封闭经济制度急于求成的建立和长期固守，使得包产到户屡遭扼杀，根本不可能实行起来。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点是：消灭私有制，在建立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方法来推动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这个理论从未得到实践成功的验证。100多年过去了，私有制、货币、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都没有被消除。

时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仍然受到上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拘束，又受到前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农村中急于求成地建立起来并长期固守的所谓“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人民公社及其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都是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自给性而不是商品性的经济组织。其封闭性首先表现为封闭式的产权制度。即集体公有的土地、资本金、固定资产等，只能由集体集中统一经营而不许将其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开来，采取承包、租赁、借贷等方法实行更加有效的分散经营，更不允许自由买卖。包产到户只不过是把这种封闭式的产权制度打开一点点缺口，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走资本主义道路。谁要是实行或支持搞包产到户，则不论官职多大，地位多高，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生产队干部和一般党员，都会被视为“阶级敌人”，遭到严酷的批判、斗争、被剥夺政治生命，甚至惨遭人身的迫害和摧残。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包产到户怎么可能不被扼杀而得以实行呢！

第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大，打碎了原有封闭式的劳动管理和就业制度，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形成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不妨仅就农村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生产力——农民自身所有的劳动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例。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中劳动管理和就业制度的封闭性，突出的表现为将几亿农民全都封闭在社(队)区域内狭窄的土地上，常年只干着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过着低收入的穷苦生活。许多人温饱不足，却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搞非农产业，更不允许流动到城镇或发达地区去打工、经商、从事服务业等。中国国情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众多，而人均耕地、牧场等很少，隐藏着极多的剩余劳动力即生产力。但在上述封闭式的劳动管理制度下，都年复一年地被封杀、窒息而蒸发掉了，根本没有显现和发挥出来。这真是天大的浪费和损失!更是导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并拖累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的一个根本原因。

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冲破了封闭式的产权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让农民迎来了“第二次大解放”(第一次大解放是推倒“三座大山”完成土地改革等)，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空前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经营效益。导致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四出谋求出路。他们或离开土地，就近搞起多种经营或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发达地区从事务工、经商、服务业等。离开乡土的“民工潮”，一年胜过一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几亿农民的“第二次大解放”，就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多种经营的快速发展，也就没有农副产品的日益丰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没有巨量农民工和“民工潮”的涌现。而正是这些，促使城乡现代化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可见，30年来，推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来自农民大众的“第二次大解放”(当然还有城镇改革开放及其对封闭式经济制度的打破)。

田：可以说，包产到户甚至并不是1962年才有的新生事物，它是伴随着农村高级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与之俱来的。而我们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历史代价。

罗：在包产到户浪潮于1962年秋后被打压下去16年后，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为首又第四次兴起。这次占到的天时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没有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打压，有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小岗的星星之火很快扩展成燎原之势，迅猛席卷了全国农村，并完善成为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了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坚持实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30年来，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而尽管当年这次狠批“单干风”没有像1959年秋天“反右倾”那样层层往下传达并扩散到广大农村，乃使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得以基本上按原计划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但从1963年开始为期三年多的农村“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村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的政治斗争不绝如缕，包产到户被压制和窒息了整整16年!在这期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遭受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其中的教训更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也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我们今天的谈话缅怀了毛泽东晚年狠批“单干风”的一个错误的经验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对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宝贵财富，我想是有益的。

（全文完）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FT中文网实习生安丰雪、韦凌云、谢思娜对本访谈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