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過去了，中國不僅沒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變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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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著彩煙的戰鬥機劃過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鎖，坦克穿過長安街，試圖拍攝綵排的日本記者被毆打，警察們四處巡邏，上訪村的人群被驅趕，每一個井蓋都再次被檢查，華人明星們聚集在一部電影中為國家權力唱讚歌……炫耀、傲慢、緊張、焦躁、荒誕的氣氛包圍著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週年的慶祝，最終與「人民」與「共和」毫無關係，它是官僚系統的一次自我慶祝。被挑選的人民會出現在廣場上，他們歡樂與舞蹈，像是活動的道具。

在一個信息泛濫、記憶模糊的年代，重溫往事變得如此艱巨，更何況，官僚權力仍牢牢的把握著過去，它選擇記憶的內容和尺度。以至於血腥變成了榮耀、迷狂被理解成激情、愚蠢則成為了理想。人們也經常默許和認同。年老的一代，主導去忘卻苦難，因為歡樂似乎更對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況，在長期的教條之下，他們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輕的一代，他們還來不及體驗，或者是過多混雜的信息已佔據了一切；那些願意也有能力的回憶者，無法分享他們的記憶，一個扭曲的公共空間不能也沒興趣分給他一席之地。我們是一個習慣遺忘的國家。我們誇耀五千年的歷史，但每個人對二十年前的事，都記憶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歷程太過複雜，其中的悲劇太讓人不安，就讓我們談談最近的十年。這個中國日益富有、國際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十年，它將以十月一日的閱兵，而達到頂峰。但很有可能，歷史學家們將把二零零一年之後的十年，定義為一個錯失的十年。

任何一個組織，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學校或是一個國家，它的表面的輝煌和內在的弊端，都可能並行不悖。通用汽車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問題叢生，但是規模掩蓋了一切，當一切被揭開時，它變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艦；傳統的聲譽也帶來遮蔽，北京大學早已喪失了大學內在品質和創造能力，但是它依舊可以憑藉蔡元培時代的成就來自我炫耀；卑斯麥時代的德國，是歐洲新生的強權，它的軍事、商業、科學、文學上的成就都令人矚目，但是當一戰爆發時，人們才意識到蘊涵著如此的內在缺陷：教育潰敗、信仰喪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統的膨脹、多元聲音和制衡機制的消失，它是個金與鐵的年代。

那中國呢？還記得二零零一年前後，這個國家曾經蘊涵的對未來的樂觀和期望嗎？它度過了九十年代初的嚴寒和緊接而至的喧嘩與躁動，經濟自由已經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儘管仍弱小的市民空間；私人經濟不斷蓬勃，而且逐漸蘊涵了一個中產階級群體；互聯網技術打破了信息匱乏，讓人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年輕人紛紛要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儘管他們的視野仍舊單一，卻充滿了活力；國際化和技術革命一樣，增加了樂觀，中國要舉辦奧運會，加入了WTO，國際規則將可能幫助這個古老的國家跳出舊循環的困境；連政治體制也做出了某種妥協，它歡迎了私人企業主的加入，經過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統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們也希望這個在全球商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商人階層，能夠變成為另一支社會力量……

但將近十年過去了，最初的這些期望，都改變了味道。這個國家不僅沒有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變了味道。在表面上，它的確日益強大。經濟增長的速度無人匹敵，軍費開支迅速攀升，它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會發現在國家內部的腐爛的速度，就像是這上升的數字一樣驚人。

私有經濟的活力，正迅速被國有企業的壟斷所擠壓；大學教育徹底淪為權力與金錢的俘虜，培養出一代沒有靈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間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買，然後自甘墮落；互聯網沒有轉化成自由表達的渠道，反而越發變成了群眾語言暴力的發洩場，它令公眾輕易陷入極端化的情緒；政治權力則越發傲慢和僵化，面對危機時，它是在無能和高壓之間搖擺；而社會的不穩定感在迅速增加，貧富差距和普遍的腐敗，則令民怨四起……在這一些變化背後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傾向，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的自由度，都在被國家權力所吞噬，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而正是這種創造力和熱情，才是推動一個國家的根本動力。國際局勢的變化，也幫助了掩飾了中國的停滯。既然民主試驗屢遭失敗，自由市場則陷入金融危機，那麼中國或許的確找到了它的獨特模式。但倘若你認識這種模式的代價有多麼高昂，它的獨特性實在不值得讚賞。

七年前，很多人願意談論「胡溫新政」。但現在，最初那些政治語言和政治姿態所帶來的期待，已經大打折扣。終於一日，我們要承認，因為政治勇氣與智慧的匱乏，我們錯失了這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