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我算不上與共和國同年。50年前，當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宣布這個共和國新生的時候，我已經8 歲。但小小的我實際上已經在和共產黨的政權同步前進︰這年春天，作為干部子弟小學的學生，我隨著南下的解放軍進入天津，隨即又被送進剛剛進駐北京的子弟學 校。毛澤東宣布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還太小，沒有到天安門廣場去放鴿子，那要到我進了初中，到共和國五周年大慶的時候。

1959年，共和國已經十歲。十年，對政治決策者而言，不算短了︰政績，已經顯現；而缺點和失誤，也難于遮掩。那年我18歲，即將從高中畢業。雖說生活讀書的地方距離共和國決策中心中南海不過幾公里，里邊發生的一切，其實一點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建國初期的鎮壓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不知道全國的土地已經以"公社化"的名義全部集中到政府（也就是共產 黨）手上；不知道農民只能按照政府的安排耕種，並且只能把產品以規定的極低的價格賣給國家。我不知道知識分子們不但一律脫下了西裝，換上了干部服，還"自願地"接受了"思想改造"；即使如此，只要他們敢于表達一點獨立的意見，哪怕只是向共產黨提出建議，也會被視為敵人——他們當中的55萬人已經被送到偏遠 的鄉下"改造"去了。曾經是共產黨的盟友、還象征性地算作國旗上5顆星中的一顆的"民族資本家"們也難逃被剝奪的命運。他們臉上掛著笑--哪怕心里流著淚 ——"自願"交出了他們的財產。

不但我這樣的中學生，全國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是，憤怒正在毛澤東心里積蓄。三年前召開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他的 階級斗爭理論被淡化；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和發展黨內及人民民主被提出。最讓他難于容忍的是，下一屆黨代表大會，將設立"名譽主席"--簡直就 是針對他。用他的話說，他簡直就成了一塊"供在那里的祖宗牌位"。而就在那年夏天，他利用"左派"，把與他共事30年，在所有最困難的時刻支援他，唯一一 個願意替他到朝鮮作戰的元帥彭德懷打打成反黨份子。我們並不知道，中國在那時侯已經沒有了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開明的、關注民眾的共產黨領袖，只剩下毛澤 東戰戰兢兢的追隨者。

對過去十年間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不清楚，也不想把它弄清楚。我們相信黨，黨會為我們安排一切；我們相信《人民日報》，它會告訴我們應該知道的一切。我們知道大躍進中每畝地打萬斤糧；我們知道中國農民都已經變成了有組織的公社社員；我們也知道壞人（右派和右傾份 子）曾經反黨，而光榮的黨已經成功地把他們鎮壓下去了。

我們不知道這些，不知道1950年代共產黨和毛澤東所造下的罪孽會對下半個世紀的影響，我和我的伙伴那時只享受著花 季少女的浪漫與興奮——只不過我們的浪漫興奮是革命式的︰我們在天安門工地上義務勞動，參加所有"軍事體育"項目，而在"十一"國慶之夜，則滿心歡喜地在 新的廣場上跳舞——沒有誰會想到，30年之後，我們的孩子會在這里抗議和流血。

1969年的"十一"，就我個人說來，已沒有任何喜悅而言。28歲的我已經有了家，有了一個奶娃。然而，就在這任何正常的普通人都應當享受的甜蜜時刻，我們家卻在匆匆整理行裝。雖然我們夫妻都是導彈工程師，卻已確定被遣送到中國陸地的最南端去"圍海造田"。一歲的女兒 不能帶在身邊，只能寄放在一個陌生的不必"通過勞動改造自己"的工人家里。那年，共和國其實是有它的"大喜事"，這就是毛澤東努力拖延了將近十年才召開的 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上，不僅他本人被推到了連中國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都不曾有過的榮耀的高位，他的夫人和他的"左派"戰友也都被"選" 入最高決策機構。非無產階級分子在"階級大清洗"中被斗爭、被侮辱，包括共和國元帥和主席。他們都死在這年，死得沒人知道，連他們的太太都不知道。已經三 十歲的我開始清醒︰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1979年三十年大慶時，天安門廣場是平靜的。但人心--干部們，我們這些三十多歲的知識分子們，還有僥幸挨過了大 饑謹的農民們並不平靜。而且，這年的興奮激動不像建國初期或文革期間，遭遇"被發動"，而是向來不輕易流露情感的中國人的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活、一種活力的 迸發--因為，改革開始了！共產黨開始明智地糾正自己的過失，共和國的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果然，五年後的35年大慶，站在天安門上的鄧小平收獲了新中國 唯一未經"組織"就出現在游行隊伍中的的橫幅︰"小平您好"。這年，我放棄了工程師的位置，開始了我的職業作家生涯。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卻是我自己的抉 擇。我以為，與我的倍受折磨與蹂躪同胞直接對話，中國作家會有所作為。

又是十年過去，1989。在共和國40歲而我48歲的時候，天安門廣場死一般的寂靜，沒有游行也沒有狂歡。這倒不完 全因為長安街和紀念碑上有鎮壓的彈孔需要修補，而是北京市民正以沉默來表達他們從來沒有過的失望和憤懣︰這個他們擁護了40年的政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十一"那天，我正被拘押在秦城監獄的單身牢房。我曾經那麼信賴的《人民日報》已經在一周前宣稱我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走狗"。對此，我不服。我正在為自己 起草辯護狀。

1999年的50大慶是前所未有地奢侈與輝煌。北京剎那間變得安靜和干淨了，因為外地民工已經強行遣返，污染空氣的 煤爐也暫時不可以再用。大家底下流傳著的是，政府將花費上百億 來辦喜事，雖然人口已經膨脹到13億的共和國舉步維艱︰五千萬工人下崗；一億孩子沒有學上；國土的血脈，50年前曾經那麼歡快慷慨地奔涌著的北方和南方一 條條大河，正瀕臨干涸。58歲的我此時成了一名在自己的國家不能發表作品的"作家"--我的作品在我的祖國已經被禁10年。

2009年，共和國"花甲重逢"。第三次浪潮和全球化機遇加上中國獨有的"低人權優勢"，造就中國GDP高速增長 20年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中國政府突然發現自己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執政當局，同時面對著十幾億"生不起、讀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仇官仇 富"、隨時都會因"非相關利益"走上街頭，釀成"群體泄憤"事件的憤怒民眾。于是乎，在金融風暴的嚴寒中來一場炫富炫武的大閱兵，成了政府向人民示威的最 高表現形式。

2010年10月，中國會怎樣？

（戴晴：中國資深新聞工作者及作家。曾常年擔任《光明日報》記者。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學生遭當局逮捕。1990年初獲釋，但其寫作及發表作品的權力至今仍受到限制。）